1956年4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进行火化，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在会议休息期间，秘书把倡议书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倡议书在论述了殡葬改革的意义后，要求凡是赞成火葬的人都要签名，毛泽东率先签名。随后，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外同志共136人陆续签名。当时不在北京的或没有参加会议的部分领导人听说这个消息后，也纷纷向中央或有关部门表示同意这个倡议。
1959年2月10日，陈云为此还专门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他说：“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死后火葬，那一次我未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
上述实行火葬的倡议书，后来以《倡议实行火葬》为题，收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并注为“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全文如下：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为着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场外，我们建议，国家还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场，我们认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们的自愿。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办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习惯，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物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该文中并未提到土葬涉及封建迷信，而是以“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厚葬久葬定作礼法”这些为基础，以“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角度出发，去考虑节约、环保等诸多问题。
此后如《殡葬管理条例》中，也明确针对“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制销提出了规定，没有直指土葬。再者，通过今日对火葬中使用“封建迷信殡葬用品”，包括像看风水买卖地穴这种事，都可以看出土葬只是作为封建迷信和陋习礼法的基本载体，本身并不涉及“封建迷信”。《殡葬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禁止制造、销售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没有对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作出定义。所以将其与封建迷信直接关联，是错误观点。说起迷信，主要是一些以土葬依托而出现的“封建迷信、宗教礼法”问题。比如配阴婚，就直接涉及“盗窃、侮辱尸体罪”，这种报道曾在某些时间里非常高发。但即便允许配阴婚，为死人操办其背后，涉及的依旧是“铺张浪费”，给活人造成严重负担等等。
然而再说土葬本身。相较而言，比之占用耕地，土葬对木材的浪费是最显著的问题。一般一口棺材需要至少0.7m³左右的木料，规格越高，用料越多越好，继而涉及树龄较高的珍贵木材，滥伐盗伐甚至于走私偷运都会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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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禁止土葬从官方的角度看主要是节约土地、保护耕地，兼有破除迷信的考虑；从笔者的角度看，是给咱老百姓减轻了的很大的负担，难道轻松生活它不香吗？
正如1993年陈佩斯执导的电影《孝子贤孙伺候着》里的那句话：禁止土葬，本质上还是为了活人少受些罪。
